1998年12月18日，余丽丽去上海市某律师事务所商谈为她儿子讨公道一事。这位已有10多年党龄的中年妇女激动地说：“我儿子救人负伤，从没想过要任何回报。但是，我儿子救人，却被戴上‘懒汉’的帽子，遭受舆论批评，这是绝不能容忍的。我替儿子聘请律师，仅仅是为了讨回属于我儿子的正当权益。”
余丽丽今年49岁，原是上海某纺织厂厂医。1996年，她提前退休后即应聘到街道搞计划生育工作。
1998年5月11日晚饭后，余丽丽和丈夫正焦急地等待儿子回家。这时，响起“咚咚”的敲门声。余丽丽把门打开，只见儿子脸色苍白地站在门外，右手缠着染血的纱布。
“朱俊，发生什么事了？”余丽丽紧张地问。
“朱俊爸妈，朱俊为救曹总经理负伤了。”陪同朱俊回家的亿利达公司的员工说。
余丽丽将信将疑，拿过病历一看，儿子右手裂口长6厘米，出血量大于500毫升，动脉、静脉断裂，缝了16针。
原来，当天下午3时许，曹益青总经理与业务部主管陈某发生争执。矛盾急剧激化，失去理智的陈某从裤后袋里拔出一把不锈钢尖刀，往曹益青腹部砍去，在场的员工吓呆了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朱俊奋不顾身冲了上去，抓住了陈某的手腕。在抢夺凶器菜刀时，朱俊右手被割破，血流如注……员工回过神来报警，行凶的陈某慌忙逃遁。
“朱俊妈，朱俊见义勇为，曹总经理很感激。朱俊的治疗费用，我们公司会负责的。”人事科经理说。
余丽丽体谅亿利达公司，为了节省公司开支，她发挥一技之长，每天带儿子去原单位医务室换药，至5月25日朱俊去医院拆线，才用了医药费54元。
人们怎么也想不到，余丽丽母子俩如此待人，得到的回报却是朱俊被无情辞退。
拆线的第二天，朱俊就想去上班。余丽丽有些担心：儿子身体还很虚弱，右手还肿着，能胜任工作吗？儿子在家休息了10多天，到底算什么假期？亿利达公司是私营企业，会怎样处理这事呢？朱俊是独生子，秉性耿直，不善言谈……于是，余丽丽又去亿利达公司，顺便报销那54元的医药费。
人事科经理明确告诉余丽丽：“属不属工伤，要经过董事会讨论才能定。不过工作问题我们已经商量过了，将朱俊调到业务部，3个月不考核业务量，拿固定工资，很好的。”
余丽丽吃了定心丸，回家告诉儿子。朱俊听了非常乐意。6月2日就去上班了。
6月20日，朱俊下班回家，一脸闷气。余丽丽惊愕地问：“又碰到什么事了？”
“明天开始我下岗了，工资打8折。”
“不是说得好好的，怎么才上班18天就变卦了？”这对余丽丽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。
“不锈钢餐具淡季，先下岗10天。”朱俊气得饭也吃不下。
7月3日，亿利达公司打来电话，叫朱俊继续下岗，而且不发工资了。一打听才知道，下岗的10人，有6人已经上班了。
7月10日，朱俊领回6月份的350元工资，公司还把250元押金全退给他，似乎宣告他被辞退了。朱俊回家后气愤地说：
“我的手谁帮我看？难道救人负伤还要自己掏钱看手？”
余丽丽看在眼里痛在心上，虽说儿子的伤口已经愈合，但落下了功能性障碍，有好几次拿东西时，东西掉了下来，手却一点感觉也没有。余丽丽心里很不平静：救人的得不到好报，反而被辞退，天理何在？
为了替儿子讨公道，她开始了上访。
“你们没有订劳动合同，亿利达公司是私营企业，我们没法制裁他们，你去劳动仲裁吧。”劳动局监察科的同志爱莫能助。
“你儿子去看病，有什么费用先与厂方交涉，不行的话再来找我们。”劳动仲裁接待人员说。
余丽丽又走访了上海市总工会某部门。走了一大圈，结果还得去找亿利达公司。心力交瘁的余丽丽只好向当厂长的哥哥求救。8月4日，他们又去亿利达公司交涉：
“我外甥已经上班，不管有没有订劳动合同，老板和雇工的关系已经成立，亿利达公司应该支付他的下岗工资。”舅舅为外甥打抱不平。
亿利达公司这才作为“特例”，于8月10日付给朱俊下岗工资244元。
8月24日，经人介绍，余丽丽带儿子去吴淞中心医院检查，确诊结果是右腕处神经断裂，需要住院治疗，医药费5000元。
“5000元你们先垫付。公司规定，每人每月只有30元医药费。”公司负责人说。
“是不该救曹益青这个老板吗？”在冷酷的现实面前，余丽丽像儿子一样迷惘起来。
在余丽丽痛苦之际，上海某报记者获悉此事，前来采访。余丽丽义愤填膺地向他讲述了儿子的遭遇。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，记者采访了曹益青。没想到，曹老板语出惊人：
“公司正是因为朱俊见义勇为品质好，才把他调到业务部。但是光看表面没用，朱俊主观上不努力，业务知识是零，上班时坐在那里聊天。市场对每个人都是残酷的，我们企业不会助长懒惰情绪。我们企业愿意培养年轻人，但绝不培养懒惰的人。对企业来说，见义勇为是一回事，业务能力是另一回事。在保护职工利益的同时，谁来保护企业的生存呢？我个人对他救我是很感激的。朱俊下岗不是因为他受伤了，而是因为他在业务上难以造就。”
曹老板振振有词。9月28日，记者在“综合报道”朱俊见义勇为的文章中，发表了对曹益青的采访录——《……企业不要见义勇为的懒汉》一文，余丽丽拿到这份报纸，气得浑身发抖，连忙打电话给记者。
“这是曹益青的观点，不是我的观点，但我认为朱俊是见义勇为，只有政府出面才能主持公道、主持正义。”记者如此答，并告诉她评定“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”的有关程序。
“我不要评什么‘见义勇为先进个人’，我救他时就没想过要任何回报，我仅仅是一时冲动。既然曹益青颠倒黑白，损坏我名誉，那么我也必须以牙还牙，我要去砍他一刀。”朱俊读完报纸气愤不已。
“我非杀了他这个忘恩负义的老板不可！”朱俊不顾一切直奔亿利达公司。
幸亏曹益青不在，避免了一起血案。
1998年10月，按照程序，余丽丽含着眼泪将一份评定“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”的申请书送进了亿利达公司所在的虹口区新港街道综合治理办公室。
在余丽丽为儿子讨公道时，“朱俊事件”在上海的另一家报纸展开了“‘救命恩人’被下岗说明什么？”的大讨论，10篇文章有两篇旗帜鲜明地指责亿利达公司总经理曹益青，4篇纯属“中性”，而另有4篇竟然批评朱俊，赞扬曹益青。
题为《朱俊本人也有责任》的一文写道：
“在此我想告诉朱俊：你的勇敢义举非常正确，所有人都该向你学习。可你的‘恃恩图报’心理和因此产生的惰性并不正确，这是导致你被下岗的直接原因……”
报纸上还配了一幅漫画，画中一个怒发冲冠的青年一手拿着见义勇为的奖状，一手拿着下岗通知，气势汹汹地对老板说：“我可是救过你的命呀……”而老板却说：“见义勇为应该表彰，业务能力差就该下岗再努力呀。”似乎朱俊就是漫画中的青年。
余丽丽看了文章和漫画，气得浑身发抖：“为什么要这样损坏我儿子的名誉啊？”
为了给儿子看病，11月4日余丽丽又不得不去亿利达公司找曹益青，希望他“网开一面”妥善解决。坐在老板椅上30多岁的曹老板却洋洋自得，说什么“大讨论”的文章中赞扬他的比赞扬朱俊的多一倍，还说：“你们有事找亿利达公司，不要找我。”
“你是亿利达公司总经理，我们不找你找谁？我儿子就是为了救你这个忘恩负义的曹益青才负伤的。我儿子负伤后，你连一个慰问电话都没打，更不要说到我家探望了。你连做人最起码的道理都不懂，陈某要杀你，我儿子要以血还血，你算什么具有现代意识的企业家？”余丽丽气得大声质问曹益青。
随着报纸的披露，“朱俊事件”在亲朋好友间传开了。他们都非常气愤：堂堂一家大报，连事实都没搞清楚，怎么可以展开读者大讨论呢？这到底是倡导见义勇为，还是倡导见死不救？他们劝余丽丽不要再去“维权”了，理由是：与亿利达公司交涉已焦头烂额，更不要说去报社交涉，那简直是鸡蛋碰石头；随着影响越闹越大，朱俊“懒汉”的名声也越大，这会真正毁了儿子。
在亲友的“开导”下，余丽丽只好忍痛打消为儿子讨公道的念头。
余丽丽人缘好，她的姐妹们很快推荐了一份工作，叫朱俊去应试。
“丽丽，有句话要提醒你，见工的时候如果有人问朱俊是不是报纸上提到的朱俊，叫你儿子不要承认。”介绍人善意地提醒。
“为什么？”
“现在的老板谁要懒汉？”
“我儿子不是懒汉，是懒汉会见义勇为吗？是懒汉6月2日会去上班吗？按病情，他应休息半年以上。”
“我知道，问题是报纸已这么说，你有千百张嘴都无济于事，我是出于好心。”余丽丽听了很难过，却不得不承认。
回到家，余丽丽对儿子说：“朱俊，我同事帮你介绍了一份工作，就是……就是……”
“就是什么？”
“应聘时你不要承认是报纸上提到的朱俊。”
“瞒得了吗？我右手腕上这刀痕已经是懒汉的标记，一辈子都洗不干净了。”朱俊痛心地说。
最后，朱俊的工作还是没有落实。
余丽丽一家人处在极度痛苦，不知如何是好之时，擅长处理劳动纠纷案的刘明律师得知事情原委后非常气愤。他认为，求医是劳动者最基本的权益，受《劳动法》保护，谁都无权剥夺。于是，他主动找到余丽丽，免费代理此案。
“刘律师，我现在不想打劳动纠纷官司，我和儿子的病痛在心里，我想打侵犯儿子名誉权的官司。”余丽丽深感儿子被“懒汉”帽子所累。
刘律师实事求是地说：“哪有见义勇为反遭指责的道理？但建议你把名誉权暂放一边，先补订劳动合同，确立劳务关系，要求亿利达公司为朱俊交付医疗保险金、养老金、失业救济金、住房公积金，这是首要的。你能保证亿利达公司一直支付244元下岗费吗？余女士，要用《劳动法》保护自己。”听了刘律师苦口婆心的劝说，余丽丽又看到了希望。
12月3日上午，刘律师陪朱俊去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做鉴定，为日后的“劳动纠纷仲裁”以及日后可能产生的刑事诉讼做准备。经初步测定，朱俊手的运动功能没有丧失，但伤口周围皮肤已经不能辨别疼痛，可能是神经末梢受破坏所致，这是不可能恢复的。
恰在这时，关于授予朱俊虹口区“见义勇为先进个人”荣誉称号的决定批下来了。本着在哪里发生在哪里表彰的原则，区里决定在亿利达公司进行表彰。余丽丽接到通知欣喜不已：政府终于为儿子主持正义了。
“我不想去，除非亿利达公司老板出席表彰会，消除对我名誉的损害。”朱俊说。
“不管曹益青出不出席，你非去不可，这是政府给你的政治荣誉。”余丽丽说。
12月12日下午，朱俊高高兴兴来到亿利达公司，但到了那里一看，心都凉了。虹口区新港街道综合治理办公室非常重视，来了七八个人，而亿利达公司的总经理曹益青和董事长都在公司，却只派了一个经理助理参加。有的职工在门口“旁听”。
宣读表彰决定后，综合治理办公室的人问亿利达公司经理助理有没有话要说，他摇摇头。又问朱俊有什么话要说，朱俊说：“这样的场面，我无话可说。”随后他在表彰决定上签了字，领了200元奖金。仅仅五六分钟，表彰会就结束了。
律师刘明曾去亿利达公司交涉，要求公司补办劳动合同手续，帮朱俊交付医疗保险金和住房公积金等费用。不论今后朱俊在不在亿利达公司工作，这是他用鲜血铺洒的人生之路的第一站，应该享受“四金”的待遇。
“这不可能。”亿利达公司负责人拒绝道。
12月25日，余丽丽陪着儿子将一份《劳动争议申诉书》送进了虹口区劳动纠纷仲裁委员会，要求有关部门根据《劳动法》有关规定，督促亿利达公司为朱俊交付“四金”。
尽管“四金”的总额只有几百元，但为了“争口气”，余丽丽决心不惜精力和财力，一定替儿子讨回公道。
发稿前，“朱俊事件”仍没有最终结果。《家庭》芳草
余丽丽和儿子、律师合照
